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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沫忆祖父叶圣陶：他不在意子女的学习成绩，更关注兴趣
作者：admin点击数：0时间：2017/10/18 15:44:58
- 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上海人，生在上海。贺知章诗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我鬓毛已经衰了，乡音也已经改了。1949年，我两岁就离开上海，跟着爷爷一起到北京生活，五十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北京。家里都是南方人，他们说话我听得懂。所以我能听懂上海话，但是我已经不会说上海话了。
我的爸爸是叶至善，是叶圣陶的长子，我是叶至善的第三个孩子，我从小跟爷爷生活在一起，生活了40年。我简单介绍下自己。我在北京上小学、中学，二十岁的时候碰上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做农业工人，在那里待了四年半，后来患风湿性关节炎，病退回北京，在北京工具厂做了5年半的工人。“文革”结束，出版社和报社相继复刊，我到《中国少年报》做了编辑，三十岁到报社，六十岁退休。今年我刚好70岁，退休10年了。退休以后我在做一些爷爷爸爸的书稿和文章的整理工作，还帮一些出版社看一些书稿，还有的时候就像今天给大家讲爷爷一样，去给学校的同学老师和希望了解叶圣陶的同志们讲讲我的爷爷叶圣陶。
我想把爷爷的一辈子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早年生活学习经历
1894年10月28日，爷爷出生在苏州城里悬桥巷一个平民的家里。父亲叶钟济为一位姓吴的地主家管田租，是账房先生。母亲姓朱，是他父亲的第二位妻子。生爷爷的时候他的母亲三十岁，父亲四十七岁，在那个时候四十七岁已经很老了，算是老来得子，所以老先生特别爱他这个儿子，也特别注重儿子的教育。从三岁就开始教他描红，五六岁就给一位富人家送了礼，让爷爷到他家附读《三字经》《四书》这些经书。后来又送他去读私塾。私塾的老师很严厉，背不出来会挨板子。听说爷爷的好朋友历史学家顾颉刚，就曾经挨过老师的手板，但是爷爷比较聪明，记忆力好，也很听话，老师让他背的诗文他都背得出来，又能很好地完成功课，从来没有挨过老师的板子。
因为学习用功，文章写得好，爷爷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就让他去尝试和体验一下考秀才的过程。那次考秀才，家里为他准备了一些吃食，点心、馒头，其中还有两个平日里很少吃到的马铃瓜。孩子小，惦记吃的，进了考场还没等考试，就先把马铃瓜和那些吃的给吃光了，直到考试快结束了，才匆匆忙忙写了一篇两百多字的策论交了，当然没有考中。爷爷参加的这次考试，是中国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挺凑巧的一件事情。1932年，爷爷在短篇小说《马铃瓜》中，记录了一个才十一岁的孩子考秀才的经历。
1906年，爷爷进了长元高等小学堂。小学学制三年，爷爷学习优秀，才读了一年就跳级，在1907年考入了新创办的苏州公立第一学堂，成了这个学校的第一批中学生。
中学生活为爷爷开了个好头
苏州公立第一学堂在玉带河草桥路东，又叫草桥中学，是一所五年制中学。那个时候，这是一所按现代教育办的全新的学堂。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很多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们立志办学救国，是一所新式学校，跟原来读的四书五经的旧学校完全不一样。学校开设了军事课、体育课、化学课、音乐课、物理课、美术课、自然课。中学正是一个人成长的非常重要的阶段，也是奠定人生道路的时候。在草桥中学这五年里，爷爷都做了些什么事儿呢？
爷爷和一群爱好文学的同学结合在一起创办了“放社”，他们推举爷爷做盟主。爷爷的诗文写得特别好，就和同学们一起办了油印的年级小报《课余》，引得全校同学都来订阅，后来各个年级纷纷效仿，办起了属于自己年级的小报。中学时代结社和办报的经历，是爷爷走上文学和编辑道路的开始。
爷爷从十七岁开始写日记，在日记前面他写了一篇小序。在这篇二百多字的序的最后他写道：我写日记，是为了记录自己每天做的事情的不足，记录别人给我指出的不足，让我的错误不会再犯第二次。从这句话看，爷爷写日记的初衷不过是为了自省，记录自己的过失，以求不再重犯。从那以后，爷爷坚持天天写日记，从十七岁开始，一直写到九十几岁，视力实在太差了才停笔，请家人帮他记录，期间没有间断过。爷爷的一生挺长，活了94岁，经历了清朝末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和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历次运动。毫不夸张地说，爷爷写的那些日记，就是一部他生活的那些年代的史记。除了在战乱时散失了的那些年的日记，最近我们整理下来的就有七百多万字，不久将会出版。不能忘记的是，爷爷写日记，始自中学时代。
草桥中学是个新式学校，讲究练武、操兵、布阵、军训。爷爷小时候身体比较柔弱，但是他热心这些活动，所以他在中学时锻炼了自己的体魄。
他中学的时候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提倡剪辫子，他原来是留着辫子的，为了支持辛亥革命把辫子剪掉了。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把它看成是新生活的开始，在那一天的日记里他写道：我生从今日始也。
爷爷在这个时期结交了许多好朋友，顾颉刚、王伯祥、吴湖帆、吴宾若，这些朋友并不是中学毕业以后就忘了，而是交了一辈子。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喝酒，聊天，喝茶，讨论时事政局，谈论天下大事。这些人最终都是很有作为的人，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时苏州出了第一张油印的报纸《大汉报》，他十七岁时写了四十行的七古《大汉天声》贺词，给报社投稿，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呼吁《大汉报》要“起我同胞扬轩辕，保护我自由，张大我汉魂，世界末日君上存。”不难看出，中学时期的爷爷就已经是一个满腔正义，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男儿了。从此，这样的凛然正气贯穿于他的一生，无论在什么年代，他都站在战斗的前沿，用他手中的笔，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学时代为爷爷的一生开了一个好头。爷爷就像一粒饱满的种子，落在了草桥中学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老师鼓励自由民主，鼓励他们发展个性，爷爷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了，这对他的一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到社会上经历风雨见过世面之后，长成了对祖国和人民有用的栋梁之才。
教师生涯
1912年春，爷爷从苏州草桥中学毕业。因家境清贫，父亲年迈，他读不起大学，年仅十八岁，不得不中断学业，挣钱养家，担负起家庭生活的重担。爷爷是一个有志向的人，很想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和一些同学找到了他们当时的校长袁希洛，请他给他们指点出路。袁先生说：“政界不是你们去的地方，还是教育界吧，教育是国家的根本。”爷爷他们就听了袁校长的话，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当老师。最早爷爷在苏州的言子庙小学当老师，后来在上海尚公小学也当了几年教师。
1917年3月，在甪直“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担任校长的中学同学吴宾若，当教师的王伯祥联名邀请爷爷到甪直任教。叶圣陶先生在甪直，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们一起，开始了他的教育实践和文学创作。他在甪直教了三年半书，期间他一直在推行教育革新，按照他们理想中的学校办学，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教书，要教出怎样的学生。他们进行了很多大胆的改革和实践，自己编写白话文的教材，给孩子们开展各种课外活动，全面培养孩子们的品德、智力和才干。
在甪直，爷爷和同学教师一起创办了“生生农场”。“生生”两字指的是先生和学生，师生共同开荒种地，让学生在学农的过程中锻炼筋骨，磨练意志，懂得“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开办了“商店”，由学生经营，引导学生在做书籍、纸张、笔墨的买卖中学会“算账”，体验“服务”。开设了“博览室”，订阅了先进的报刊，汇集当地的文物和书籍，激发学生热爱乡土的感情。建造了戏台，让学生通过排戏演戏，学会表演，懂得欣赏。学期中和学期末还要召开“恳亲会”，把学生的习作、试卷、字画、雕刻，以及种植的瓜豆蔬菜陈列出来，请学生家长和社会贤达来校观赏。在甪直教学的几年，他尝到了当教师的甜头，奠定了他一辈子搞基础教育，关心和热爱基础教育的底子。
在甪直他一边教书一边搞教改，还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三年多的时间里创作了30篇小说、23篇童话、13篇散文随笔、21篇诗歌，还有多篇戏剧和文艺理论作品，共40多万字。中国的第一本童话集《稻草人》就是在甪直完成的。他后来写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中的情节和情景，都离不开他在甪直那段生活的实践。他同情农民的悲惨生活，写了不少反映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其中的背景和人物，许多都来自甪直。甪直的生活为他的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爷爷说：“我真正的教育生涯和创作生涯是从甪直开始的”，称甪直是自己的“第二个故乡”。甪直人民也很热爱爷爷，在爷爷过世后把爷爷的骨灰接到甪直，在甪直有爷爷的墓，也有叶圣陶的纪念馆，叶圣陶实验小学，家乡人民对叶圣陶的感情特别深，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优秀儿女。
六十多年的编辑生涯
1923年的春天，爷爷经朱经农先生介绍，进了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正式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爷爷在晚年常说，如果有人问他的职业，他就回答说，他的职业是编辑。在爷爷长长的一生中，做编辑的时间最长，超过了六十年，他热爱这份工作。
在商务印书馆他工作了八年，主要编辑小学和中学国文课本。做的比较大的一件事是，在郑振铎先生去欧洲“游学”期间，爷爷帮他主编了一年半的《小说月报》。在爷爷编辑《小说月报》期间，他注意从来稿中发掘新人，培养了一批有名的作家。丁玲的处女作《梦珂》，代表作《沙菲女士的日记》，和短篇小说《暑假中》都是在爷爷的指点和修改后发表的。巴金写的著名的长篇小说《幻灭》，还有“雨巷诗人”戴望舒的新诗《雨巷》，都是在爷爷做编辑时培养发现的。巴金曾多次说：“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许我早就在贫困中死亡。”他还说：“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作品。我感激叶圣陶，因为他给我指出了一条宽广的路，他始终是一位不声不响的向导。”冰心常常说爷爷是他永远的编辑。当时都是爷爷看到了他们的作品，非常热情地帮他们发表，并且不断鼓励他们写东西，使他们真正走上了文学道路，后来成为知名作家。
1931年，爷爷离开商务印书馆，到了好朋友聚集的开明书店。开明书店的老板是爷爷在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章雪琛，因为办刊思想和商务当局不和离开商务，在朋友的支持下开办了开明书店。
在开明书店爷爷做的一件让人们至今都称道的事情就是编《开明小学国语课本》，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共十二册。爷爷要通过这套教材，教孩子识字，教孩子说话，教孩子阅读，教孩子写作，他在这上面花费了很多心力。我们看到的开明国语课本，之所以感觉他有别于其他的教材，感到读起来亲切可爱，一个是他热爱孩子，了解孩子，懂得孩子，课本里写的都是关于孩子的事；第二是他觉得，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必须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爷爷按照这两条宗旨来编课本，一出版就受到了老师和学生的欢迎。从出版到建国前再版了四十多次。
2010年前后，社会上有很多人开始怀念起了老课本，一时间《开明国语课本》成为了出版热点。为了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开明出版社等出版单位，相继出版了不同版本的《开明国语课本》。
还有件事就是爷爷和外公一起办了《中学生》杂志。当时外公和爷爷都觉得老人和孩子都有人管，唯独青年生活在迷茫中，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所以专门为他们办了一个杂志，指导青年学生怎样学习，怎样做人，怎样了解时事，怎样认识民族的危机和将来努力的途径。为了能够指导青少年的人生，爷爷请当时最优秀的思想家、进步的文学家，有创建的专家学者为《中学生》撰稿，鲁迅、冯玉祥、黄炎培、蔡元培、茅盾、朱自清、巴金、臧克家、瞿秋白都是《中学生》杂志的作者。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刊物的质量一直非常优秀，也因此培养一大批包括萧红、徐盈、胡绳、彭子冈和吴权衡夫妇等一大批年轻的文艺爱好者。
1949年，爷爷应共产党之约离开上海到北平一起筹建新政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爷爷和一批民主人士乘船转道香港，从山东烟台进入解放区，从此离开了开明书店。
1949年，爷爷被任命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同年的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爷爷出任社长兼总编辑。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这十七年间，爷爷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中小学生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上了，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呕心沥血。“文革”以后，爷爷老了，没有再负责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可是请他看稿审稿的人仍然很多，爷爷都应承下来。爷爷最后审读的可能是《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的注释，他那时视力已经很差了，戴着眼镜，拿着放大镜看。在爷爷长长的一生里，他经手的图书和期刊到底有多少，实在难以估计。
我说的这些，只是爷爷一生做过的事情中的几件，他所涉及文学、教育、编辑、出版等方面的事情很多，很多都是大事要事，他所做的社会和国家的事情也很多，很多也都是大事要事，但是无论是做教员还是做编辑，无论是做国家领导人还是出版社的编辑，他都以一个社会公民的身份，认认真真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哪怕是给老师回一封信，给学生讲一堂课。
国家与家庭责任共担当
爷爷是很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人，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无论什么年代，在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他都会像一个战士那样站出来，无所畏惧地用他的笔做武器去战斗。他的这些思想来自于他朴素善良的家庭，来自于他阅读的古今书刊，来自于他在中学受到的革命的启蒙教育，来自于他结交的那些朋友，更来自于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在我们眼里爷爷爱憎分明，他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无论在什么年代，爷爷都在关注着祖国和人民，都会讴歌为祖国和人民做出牺牲的勇士，都会怒斥敌人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我们常想：这是我们敬重爷爷，爱戴爷爷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里我节选爷爷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文章中的一些片段。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13名反帝爱国的学生、工人和民众被反动政府枪杀。5月31日，爷爷来到血案的发生地南京路去祭拜那些牺牲了的人们，回来后他怀着满腔的愤怒写了《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这篇散文，对帝国主义表现出极大的仇恨。他写道：“我想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我想用舌头舔尽所有的血迹，咽入肚里。但是，没有了，一点儿也没有了！已经给仇人的水龙头冲得光光，……不要紧，我想。血曾经淌在这块地方，总有渗入这块土里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还不够是一课严重的功课么？血灌溉着，血滋润着，将会看到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事后爷爷不畏强暴，以圣陶署名，把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学周报》和《小说月报》上。从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青年时期爷爷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981年11月，爷爷已经是一个87岁的老人了，在听了我们给他念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刊载的《来自中学生的呼吁》之后心里非常不舒服，他要替学生说话，当晚写下了《我呼吁》一文。文中呼吁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来关注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的严重后果，他要各级教育行政当局、听听中学生的呼声，看看他们身受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的严重摧残的情况。……”他对大专院校、中学、小学的领导和教职员，小学的领导和教职员说：“……升学率大小不是教育办得好不好的唯一标准。我们要培养的是全面发展的人，社会主义国家合格的公民，四化建设各个方面的人才；进大学是成才的一条道路，可不是唯一的道路。所以孩子进不了大学，千万不要责备他们。”他对报刊的编辑们说：“请你们不要在你们的报刊上鼓吹哪个学校升学率高，哪个地区考分高；不要在你们的报刊上介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方法和经验；不要在你们的报刊上宣传高考成绩优秀的学生，……不要在你们的报刊上刊载试题和考卷，因为这些都将成为下一届毕业生的沉重负担。”文章的最后爷爷呼吁：“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中学生在高考之下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解救他们已经是当前急不容缓的事，恳请大家切勿等闲视之。”现在的应试教育依然给孩子们带来很大很大的压力，不光是孩子，还给家长、老师、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负担，没有一点改进，反而愈演愈烈，当年爷爷的呼吁没起到作用。爷爷在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他就会站出来，他一生都热爱教育，热爱孩子，所以他八十多岁时依然出面为孩子讲话。
就摘选这些吧，我用不着多说什么，爷爷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章中的这些片段，字字发自肺腑，句句慷慨激昂，篇篇都是战斗檄文，从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爷爷是怎样的一个人。
许多人为了人民为了国家，顾不上家庭的安危，甚至舍弃了自己的家。爷爷热爱自己的家，把家看得非常重。他还在青年时就把家庭的重担担在了自己肩上，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需要担当的责任，终极一生都在守护着这个和谐美满的家庭。他是家庭的中间，把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让我们觉得家的可爱和温馨，让我们跟着他学习做事做人。能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真是一种幸福。
高中毕业，他自知家庭清贫，父亲年迈，放弃继续求学，开始当教师挣钱养家。二十多岁父亲过世，他就一个人挑起了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从此一直把母亲带在身边。抗战期间，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全家经历千辛万苦来到四川，八年艰苦岁月，等到抗战胜利，他急于东归，买不着飞机票火车票，就冒着翻船和被盗的危险，带着一家三代七口人，乘木船回上海，那时候他的老母亲已经八十岁了。建国后，爷爷调到北京工作，又把母亲从上海接到北京。我在年幼的时候，看到爷爷每天下班回来，必先到母亲屋里请安，然后才去用餐，晚饭前也一定会再去看看母亲，和她拉拉家常。老太太裹过脚，脚趾甲扣到了肉里，剪趾甲是一件挺麻烦的事情。我不只一次看到爷爷戴着老花镜，坐在小板凳上给老太太剪指甲，那情景如今历历在目。爷爷在北京为母亲办了九十大寿，前来祝寿的亲朋好友挤满了八条的小院，是我记忆中家里最热闹的一次聚会。1961年，老太太过世，时年九十七岁，在当时算是高龄了。
1916年，爷爷和奶奶喜结良缘。婚姻虽然是旧式的，朋友提亲，父母做主，结婚前两个人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可是结婚以后两个人感情非常好。所以爷爷常说，自己的婚姻是“中了头彩的婚姻”，这份美满全凭“月下老人”给他们牵的线。奶奶在北京女子师范读过书，结婚以后也做教师。后来夫唱妇随，爷爷做什么，奶奶一定在一旁帮衬着。在甪直一起教书，和爷爷一起编《十三经索引》，一起编辑《中学生》和《开明少年》，和爷爷一起从上海途经香港北上，到山东解放区。与此同时，奶奶还要照顾婆婆、生儿养女、操持家务，让爷爷免去许多后顾之忧。
爷爷和奶奶都说自己是“半个”人，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我”。他们都从对方的身上看到了真诚、美好和善良，相互携手并肩，带着整个家颠沛流离，走过了乱世、战时和和平时期。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困苦，但是家里永远都充满了融融泄泄的气氛，让一家人感到温馨和美满。好友宋云彬先生说：叶圣陶把家庭的美满归于胡墨林的“爱”，他似乎一刻也离不开胡墨林，日记中常说“墨不在家便觉异样。”
1957年，奶奶癌症复发，3月2日过世。爷爷在日记里写道，余四十年来相依为命之人，至今舍我而去。奶奶过世后，几位朋友曾劝他再找一个生活伴侣，爷爷都拒绝了，没有人可以替代奶奶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把奶奶年轻时和过世前的照片挂在自己的卧室里，每天陪伴着他，每年的3月2日，爷爷都会在他的日记里写着：墨逝世多少年了，没有间断过一年。爷爷逝世的前一年的3月2日，他在日记里说：昨夜未睡好，思绪万千。今天是墨去世纪念日。时光快矣，我独自又走了卅年。
爷爷有三个孩子，他分别给他们起名为至善、至美、至诚，真、善、美是爷爷一生的追求。他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爷爷当过老师，对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是有想法的。当年他写过一篇《当了父亲》，文中他写了对儿女的希望。爷爷说他希望儿女的身体比他强壮，有明澈的心灵，能够像工人农民那样，可以生产出供人们切实应用的东西来。
我爸爸说，他小时候，爷爷从来没有给他开列过必读的书单，没有要求他考好的分数，上好的学校。爷爷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可他从来没有逼迫父亲一定要写好毛笔字。但是爷爷非常注意对孩子好习惯的培养，对真诚善良心的培养，在父亲还小的时候，就自己编美好的故事讲给他听。爷爷的作品《地动》《小蚬的回家》都是在给爸爸讲了故事之后写成文章的，有的故事爷爷把它写成了童话。善良、美好和真诚的种子，应该从那个时候起就埋在了爸爸的心里。爷爷不是特别在意孩子的学习成绩，却非常关注他们的兴趣爱好。爷爷可以让爸爸拆装家里的钟表，知道他喜欢天文和生物，就给他买天文望远镜和生物显微镜。上了中学，父亲他们兄妹三个都喜欢上了写作文，到了晚上，爷爷就把他们三个聚到一起，一边讨论一边帮他们修改，还帮他们出版了作文集《花萼》和《三叶》。在爷爷的培养下，三个孩子都成了努力工作，有所成就的人。
爸爸是爷爷最大的儿子，一辈子陪伴在爷爷身边，除了几次暂短的分别，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爷爷教他作文，带他走上编辑这行，年老以后更是在爸爸的陪伴下完成了许多事情，爸爸是爷爷最喜爱的最得意的一个孩子。“文革”期间爸爸去了干校，这三年是爸爸离开爷爷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他们父子之间通信最多的一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儿子不能再像往日那样陪着父亲聊天，怕父亲一个人在北京太寂寞，就用写信的方式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正在做的，事无巨细地写下来给他解闷，排解父亲的孤独和寂寞。父亲呢，想念儿子，担心他惦念家里，就把家里的事儿，自己每天看到的想到的，正在做的，事无巨细地写下来，让儿子放心安心。这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父亲深情，是世间难得见到的，非常感人。当然，我们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父子之间的情谊。爷爷的淡定从容，面对时事的乐观，对我们晚辈的支持和鼓励，父亲的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都能找到自己热爱和学习的东西。父子俩对待生活的态度，就够我们学的了。尽管平日里，爷爷对父亲的关爱，父亲对爷爷孝顺，我们都看在眼里，整理家书的时候还是会常常被父子俩的这份亲情感动。十多年前出版的53万多字的《干校家书》，是一本真实记录那个时代生活的史书。
言传身教，让我们养成好习惯
爷爷说，我想“教育”这个词儿，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就粗浅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还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爷爷就教我们：在递给别人刀子的时候，要把刀柄对着对方，为的是让对方好接手；在放餐桌上的碗筷的时候，筷子要放在碟子的右面，调羹的把要一顺向右，为的是让用餐的人拿起来顺手；在公共场所，在有人休息和谈话的地方，走路的脚步要放轻，关门的动作要放轻，放东西的声音要轻，为的是不影响人家。爷爷还教我们养成做什么事都要想到为别人着想的习惯。我们会写信了，爷爷告诉我们，写信的时候一定要为接信的人着想，接信人想知道的事情一定不要漏掉；写信封的时候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一定要写清楚，为的是方便邮递员的投递；后来我当了编辑，爷爷告诉我，写文章一定要为读者着想，句子要通顺，意思要明白；抄写稿子的时候一定要为排字工人着想，字要写得清楚，不要叫别人去猜想；稿子发表了要为作者着想，尽快寄样书样报，尽快寄稿费，作者等着看呢……
爷爷教给我们为别人着想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些看起来平常的小事，在爷爷看来都不小，他那样一遍又一遍地告诫我们，是希望在我们的心中，真正树立起在他看来是非常重要的群众观点，爷爷在许多谈到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中，都反复强调，教育就是要培养好的习惯。他还说无论怎样好的行为，如果只表演一两回，而不能终身以之，那是扮戏；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如果只挂在口头说说，而不能彻底消化，举一反三，那是语言的游戏；都必须化为习惯，才可以一辈子受用。为别人着想，是爷爷许多好习惯中的一个，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是“习惯成自然”了，使他一辈子受益。对于我们这些晚辈的教育，爷爷更是像当年写下的誓言那样：“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将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但硬是要养成，决不马虎了事。”
在对子女的职业选择上，爷爷觉得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是服务于人民的，都是好工作，如果说有什么更高的要求，那就是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只求做得好是不够的，要不断进取，不断创新。拿我来说，我积极要求去北大荒他们支持；我病退回来做工人，他们支持；我做了编辑干上了他们这一行，他们也很高兴，无论我干哪一行，他都会给我许多具体的指导。我们家除了我，两个哥哥一个弟弟都是工人。弟弟插队陕北的时候是个好农民，在工厂里是个好工人，这让爷爷父亲感到欣慰。常常有人问我，爷爷和爸爸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家训。我理解，行事守则就是家训。爷爷爸爸没有给我们留下写在纸上一直保留至今的家训。他们都强调为人师表，身教重于言教。他们做人做事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爷爷一直认为，做老师，身教永远重于言教，而且这种身教不是做出来给孩子看的，而是自身的修养，是已经养成的习惯，是平日里的一言一行。爷爷自己就是这样一位老师。我从小生活在爷爷身边，爷爷做人行事的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当年没意识，现在想想他的言行就是我的榜样，直到现在，碰到事情我还常常会想想爷爷会怎样做，努力不让他老人家失望。在我成长的每个时期，爷爷都给过我最实际最有力的帮助。
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喜欢上了写作文，那时候爸爸整天上班，爷爷下午会在家里改中小学生的课本。我写好了稿子就会拿给爷爷去看，爷爷从没有拒绝过、厌烦过，每次都放下手里的活，先看我的作文。作文都不长，最多一千字。他一边念一边改，碰到不通顺的地方和没有说清楚的意思，他会向我发问。其中的不少地方，经他指出来，错的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他还喜欢在我写的好句子后面画圈，一个圈的时候多，也有两个圈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会有三个圈。这个时候我笑他也笑，开心极了。一家人吃晚饭的时候，爷爷偶尔也会和爸爸讲起我的作文，说我当天写的一篇作文，什么意思想的还不错。爷爷给我改过的稿子我钉成一个本，常常会拿出来看看，琢磨他是怎么改动的。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写作文的，这一定让许多人羡慕不已，可是这在我家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平常得让我不懂得去珍惜。
“文革”第一年末，北京中学生给中央写信，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也闹着要去，妈妈舍不得不同意。爷爷刚好生病住院，晚上轮到妈妈去值夜班，她把我要去北大荒的事跟爷爷说了。爷爷对她说：“就叫小妹去吧，对小妹来讲，那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我现在老了，如果还年轻，我也会想去的。”第二天，妈妈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从王府井买了个帆布箱，说：“给你去北大荒用的。”我高兴的真想抱抱妈妈，内心里充满了对爷爷的感激。
在北大荒的四年多时间里，是我和爷爷通信最多的四年。爷爷在信里给我许多建议和指导，都不是说教，平等的交谈。在这四年里我做过一年教师。爷爷知道了这件事，特意写信给我，把他几十年来对教育的总结说给我听。
来信说：“教”好比牵着小孩的手带他走路。他开头不会走，故而要牵着他的手带他走，目的在于他自己能够走。待他自己能够走了，就把手放了，这就是“做到不用教”了。爷爷的这些说法在初当老师的我来说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是我已经放在心上，去慢慢实践和体会了。
在北大荒那几年，常给爷爷写信，向他说说我在那里的生活和学习。爷爷看我写给他的信，就像认真的语文老师评改作文一样，写得好的地方，他一定会称赞，发现错误，他一定会指出。我经常写错别字，爷爷每次看信，都会一一挑出来，写在旧台历的后面，回信的时候附给我，好让我今后留意。
我是1977年，在《中国少年报》筹备复刊的时候进报社的。1981年春天，我们收到孩子们寄来保护鸟类一份倡议书。社里派我去采访一下这些孩子，写一篇采访稿放在头版头条上。下班回家，饭桌上是全家人聊天的时候，我讲起这次去遵化采访孩子写报道的事儿。爷爷问我写的稿子带没带在身边，他要看一看。我说在，赶忙从书包里拿出稿子送到他的卧室里。爷爷铺开稿子，用他的红钢笔一边看一边改。我像小时候一样，站在他的身边，看他怎样下笔，琢磨他之所以要改的道理。爷爷给我改稿子，这不是第一次，但是好像是最后一次了。这篇《让全国的小朋友都知道》的稿子，在1981年4月22日的《中国少年报》的头版上登出来了，同时登出来的还有孩子们写的倡议书。
常常有人问我，爷爷是怎样教育我们的，我很难用几句简要的话来概括。平日里，爷爷经常就我们的行为，很具体很耐心地跟我们讲，这样做不好，那样做就对了。其中很多的事情，在别人看来也许是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爷爷都会像看见我们用错了一个词，写错了一个错别字这样，不厌其烦地给我们指出来。爷爷是要我们养成随时随地都按正确的做法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习惯。
一辈子认真
还有人问我，你和爷爷一起这么多年，最佩服他什么呢。要问这个，我还真有些话想说。我佩服爷爷一辈子认真。大到读书认真，写字认真，讲话认真，工作认真，写作认真，交朋友认真；小到开个信封认真，写个便条认真，他喜欢整洁，什么时候穿戴都清爽利落，办公桌面永远干净整齐，经常要用的东西都有归宿，一拿就到手，从来不用找来找去。总之无论大事小事，爷爷无一事不认真，无一时不认真，我真觉得，是认真成就了爷爷的一生。
我还很佩服爷爷的自学，他向书本学，在社会里学，在实践里学，向学生学，向朋友们学，向周围的人们学。需要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学什么，碰到什么问题学什么，老人家一辈子思想都不落伍。
还有就是习惯。爷爷说，教育说到底就是要培养好的习惯，好习惯养成了一辈子受用。爷爷自己就有很多很好的习惯。他17岁开始写日记，天天写，一直写了78年。比如遵守时间的习惯，开会他一定会提前十分钟到会，和朋友约会他也绝不会迟到。每信必复的习惯，无论是接到朋友的信，还是读者、老师、学生写来的信，爷爷都会及时回复，从不耽搁。他体会写信人盼着回信的急切心情，不愿意让对方等待。回信是爷爷工作的一部分，常常一次要写三四封，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从未谋面的人，爷爷从不怠慢，认真回复信中提出的问题，就连小学生的来信也绝不马虎。为什么爷爷说教育就是培养习惯，我原来不懂这话，现在我越琢磨越觉得非常有道理。
大家都觉得爷爷很远，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和爷爷生活在一起，从来没有这种神圣高大的感觉，他的文章都很直白，一点都不深奥，他做人的道理也很简单，但他坚持他认真，所以他有成就。他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但是他的为人处世，他的方方面面都做得非常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就像赵朴初先生说的那样，爷爷是：一代师表。
